巴勒斯坦分裂之影响
巴勒斯坦分裂及其带来的长期分治状态，势必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及巴以和平进程造成深远影响。 近年来，在长期遭受封锁，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加沙，保守化和宗教化趋势持续走强，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许多网吧、咖啡馆、音像和手机商店以及电影院被贴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且频频遭到不明团伙无端的攻击和破坏；另一方面，妇女蒙面现象越来越普遍。周末，在加沙市中心大街上，一些散步的未蒙面女性因“举止放纵”，受到不明身份的伊斯兰分子的攻击。与此同步，加沙还出现了“基地”组织渗透的迹象。据巴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近一年来已经有多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武装人员出入加沙地带。约旦情报部门也称拍到的一些照片显示，有些武装人员在内斗中运用的残忍手段与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组织成员的做法如出一辙。2006年年底刚刚成立的一个名叫“真理之剑”的组织，以“让年轻人忘记圣战、忘记祈祷”为由，已在加沙炸了五六十家网吧和音像店。2007年6月初，该组织还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电视女主播们发出威胁，称如果她们不严格按照伊斯兰教风俗着装，将会遭到“割喉”。另外，涉嫌绑架以军士兵沙里特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顿的“伊斯兰军”也与“基地”组织有染。在其所属的“人民抵抗委员会”的网站上，充斥着“基地”组织的声明、传单和公开出版物，以及本·拉登本人的录像。可以想见，如果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对哈马斯实施孤立政策，加沙完全有可能进一步“伊斯兰化”和“基地化”，甚至成为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中心”，从而为地区安全带来又一重大隐患。加沙长期为哈马斯所控制，还将对以色列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巴以冲突加剧的危险性不能排除。“哈马斯宪章”中明确指出，哈马斯是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巴勒斯坦的“圣战”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多年来，哈马斯一直坚持这一宗旨，并高举“圣战”大旗，与法塔赫等世俗力量分庭抗礼。即使在赢得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后，也没有放弃这一宗旨。对以色列来说，具有强烈反以色彩的哈马斯一旦在以色列身边建立一个具有同样强烈伊斯兰色彩的宗教国家，无疑是对以色列的一大威胁。加上哈马斯有反以急先锋伊朗支持的背景，更是将让以色列寝食难安。长期以来，哈马斯一直不断在加沙对以军及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很是令以色列人头疼。2005年沙龙决定实施“脱离接触计划”，单方面撤出加沙，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意把球踢给法塔赫，让他们履行约束哈马斯的职责。然而，昔日兵强马壮的法塔赫却出人意料地“败走麦城”，结果让加沙完全沦落为哈马斯的天下。无疑，加沙很有可能就此成为类似南黎巴嫩地区的反以“前沿阵地”。不仅如此，由于加沙人较西岸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这里的年轻人时刻都有加入哈马斯或其它伊斯兰武装派别的可能性，成为潜在的反以“预备役”人员。然而，以色列面对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却陷于两难境地：若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力度，难免殃及平民，且激起加沙人对以色列更大的仇恨，反而会有利于提高哈马斯的声望；若默许对加沙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则有助于加沙安全与秩序的恢复，又等于间接地帮了哈马斯的忙。此外，以色列还担心哈马斯在加沙站稳脚跟后，有进一步“染指”西岸的危险。理由是，在西岸的一些城市，如纳布勒斯和杰宁，仍有不少哈马斯的支持者。尽管哈马斯在西岸没有武装组织，但其在加沙的胜利对西岸的哈马斯支持者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哈马斯完全可以通过号召支持者们发动针对法塔赫的“因提法达”（起义）的方式“进军”西岸。“加沙事变”后，哈马斯“元老”之一、实权人物扎哈尔在接受德国一家杂志采访时，便扬言要前往西岸追杀“叛徒”（指原法塔赫驻加沙预警部队司令达赫兰）和“以色列间谍们”（指达赫兰的追随者），还准备使用炸弹对付法塔赫。若此，以色列安全无疑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对美国而言，哈马斯控制加沙，特别是一旦“哈马斯斯坦”神权政体的建立起来，将意味着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美国推出对中东地区发动反恐战争加民主改造的战略，其落脚点就是扶持亲西方的“民主政权”，打压反西方的“暴政前哨”。然而，在伊拉克“民主样板”迟迟无法建立，黎巴嫩政局频频受到冲击，伊朗在核危机中与美国针锋相对的乱局尚无法摆平的情况下，“哈马斯斯坦”横空出世无疑给美国中东政策泼了一瓢冷水，令美国在中东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不会对哈马斯盘踞加沙，巩固政权听之任之，更不会容忍其在以色列的家门口建立一个伊朗式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于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加沙事变”后，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分别采取“胡萝卜”和“大棒”政策，在积极扶持法塔赫的同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削弱哈马斯。美国还倾力主办了由阿巴斯率团参加、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在邀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会的同时，将哈马斯抛开，正是为了达到在国际社会彻底孤立哈马斯的目的。然而，哈马斯自从控制加沙地带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恢复秩序、树立权威的措施，如严厉打击毒品交易、组建海上警察部队等，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基本上保持了加沙地带的稳定。与此同时，哈马斯的外交渠道并未被完全阻断。2007年12月，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受到热情接待。埃及也临时开放与加沙接壤的“拉法”口岸，表面上虽是为加沙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去麦加朝觐打开方便之门，但被法塔赫视为与哈马斯“重修旧好”之举。短期来看，以色列、美国对哈马斯的孤立政策尚难收到预期成效。两地分治对埃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埃及既是唯一与加沙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唯一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大国。埃及国内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哈马斯的“鼻祖”，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哈马斯接管加沙的现实，埃及不无忧虑：一方面，如果加沙演变为类似南黎巴嫩的反以前沿阵地，以色列势必要求埃及配合对付哈马斯，这难免将令埃及政府陷入左右两难的窘境。同时，哈马斯掌控加沙后，加沙与埃及边境武器、毒品走私活动进一步加剧，给埃及边境安全造成压力。如2007年年末，大量毒品从埃及通过边境走私进入加沙；另一方面，更令穆巴拉克政府担心的是近年来在埃及政坛呈上升趋势的穆斯林兄弟会借机声援哈马斯，从而引发埃国内政局动荡。因此，在“加沙事变”后，埃及政府随即积极出面调解，提出了分三步走方案以及重建巴勒斯坦安全机构的建议，力图弥合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巴勒斯坦分裂对巴以和谈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分裂对重新启动巴以谈判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巴内部来讲，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对以斗争策略迥异，且权力斗争不止，无法形成统一的和谈政策，使巴以和谈停滞不前。然而，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加沙发生火并且导致“两地分治”后，以阿巴斯为首的法塔赫政权便不再受哈马斯的牵制，可以独自推行既定和谈政策了。从外部来看，2006年初哈马斯上台执政后，不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在以巴和谈问题上处境尴尬：既不愿将哈马斯纳入谈判对象，却又难以找到充足的理由绕开哈马斯；既大张旗鼓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支持阿巴斯，又对援助资金有可能落入哈马斯之手顾虑重重。巴勒斯坦分裂使以色列和美国可“名正言顺”地将哈马斯抛在一边，直接与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政权打交道，从而有助于恢复和推动以巴谈判。另一方面，巴两权分立的状态也对巴以和平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两个政府长期并存且各据一方，巴领土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谁都承担不起将加沙和150万巴勒斯坦难民排斥在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之外的历史责任。因此，且不说以巴双方就涉及巴最终地位问题的立场仍相去甚远，即便以色列与阿巴斯就边界划分、耶路撒冷以及巴难民等问题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也难以让所有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接受。鉴于此，分裂无疑使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国的难度加大。据统计，7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在未来5年内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暗淡。无论如何，“加沙事变”后，在美国大力推动，以色列奥尔默特政府、巴勒斯坦阿巴斯政权以及国际社会有关各方的积极配合下，安纳波利斯国际和平会议如期召开并取得一定成效，使陷入僵局长达7年的以巴谈判终于又重上正轨。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勒斯坦分裂不失为2007年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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